鄞州，这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人文精神的地方。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中，以众多鄞州籍人士为代表的“宁波帮”，无疑占有重要地位。1978年，当中国的历史翻开崭新一页的时候，当“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口号响彻中华大地的时候，鄞州农民更是凭借着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勤劳勇敢、勇于拼搏的人文精神，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鄞州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
　　30年来，鄞州人民充分发挥本身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股份制企业和专业市场，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区域性、多样化的特色经济，使我区成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快、活力最强的地方之一，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百强县中排名第十一位。
　　回顾30年来改革开放成就，鄞州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让人振奋。但探究这30年中鄞州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的原因，这固然与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紧密相联，更重要的还在于鄞州人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决定了鄞州的地域经济能够走在浙江前列，甚至走在全国的前列。
　　众所周知，浙江素称“文化之邦”，而地处吴越文化中心的鄞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河姆渡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篇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这些历史文化的积淀，又是怎样促进了鄞州经济的飞速发展的呢？
　　依托吴越文化的发展，鄞州文化是通过不断的积累而形成的，并在其不断积淀中形成的，这就注定了鄞州文化的开放性的结构。而对于古堇鄞州来说，在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周围文化和外来文化，从而不断获得新的血液向前发展。而这种开放式文化所具有的特征，造就了鄞州人独特的人文精神。悠久的历史文化，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借鉴；开放性的文化格局，有利于我们吸取外来的经验，同时也为鄞州农民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进行不断的探索实践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空间。而这种特色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直接体现在鄞州人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精神上，成为今天鄞州经济能够飞速发展不可缺少的精神。
　　宁波大学教授徐定宝：“宁波在文明架构中处于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结合点，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才孕育、培植并不断锤炼着宁波人民勇于进取、敢作敢为的创新精神。宁波人的创新意识，不仅在历史文化的时空上有过耀眼的闪光，而且在近、现代，尤其于当代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有着丰硕的成果。宁波的创新精神还不止见于一般意义上的创造活动，而是凸显着原创性、开拓性与个性化的时代特色。”
　　30年的改革开放证明：鄞州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鄞州人民自身的原动力。而这个原动力，就是鄞州人勤劳勇敢、吃苦耐劳、敢于拼搏、勇于冒险、富于创新的精神。鄞州人开拓创新的灵魂深藏在“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心态之中，并成为鄞州人勇往直前的内在驱动力。还是在20世纪初期，不少鄞州农民就弃农从商，利用从商积累起来的资金去创办新兴实业。宁波商帮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起先多在家乡小打小闹，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走出宁波，到上海及其他大城市寻求新的创业机遇。他们这种敢冒风险、善于经营，思想不保守，行为不守摊的敬业、创业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着作用与影响。这种影响，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以来，鄞州农民的创新创举。
　　乡镇企业的发展，无疑是鄞州农民伟大创世纪中的第一个创举。当“人与地”的矛盾达到普遍贫困的境况时，鄞州农民从传统的“四匠五坊”起家，自己做主调整产业结构，在历经“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的探索之后，鄞州农民以崭新的形象，开拓了工业化的道路，也彻底改变了农民自己的命运。
　　建国前，当时鄞县的工业企业绝大部分集中在县城宁波。建国后宁波从鄞县析出置市，鄞县有县无城，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鄞县基本上把“纯农业”作为主要经济发展目标，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工业被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70年代开始，当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这片饥渴驿动的热土时，鄞州工业经济的发展，尤如积蓄多年的红日般喷薄而发，一跃千里。而这点，从简单的数字对比上，就可以看出。1978年，当时鄞县的工业总产值仅2.7亿元，而到2006年底，鄞州区工业总产值已达到2037亿元，短短三十年，翻了近千倍。
　　回顾当时鄞州农民的工业创业，其发展轨迹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乡镇企业成为整个工业经济的主要支柱。六、七十年代，乡镇企业的社会地位往往受到怀疑，使乡镇企业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求生存、求发展的历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扫清了这一思想障碍，使鄞县的乡镇企业迅速呈蓬勃发展势头。
　　乡镇企业的活力在于它一开始就直接经受市场经济的考验，价值规律和质量竞争锻炼了一大批有胆识的农民，大工业应有的目光、胸怀和气魄，把旧式农民锻炼成一代新型企业家。1978年，全县乡镇企业处于起步和发展初期，是年全县乡镇企业产值1.7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4.1亿元的41%。以后，乡镇企业每年发展，占全县经济比重越来越大。1984年底，县委、县政府确立乡镇企业为全县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产业地位也由“农工副”改为“工副农”，乡镇企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凭借地处宁波郊区和交通便捷的地理环境，以及县外鄞籍人士的人缘关系等优势，从1986年起，这些洗腿上岸才不久的农民企业家，循着昔日宁波帮走出去的足迹，积极与省内外大中城市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横向联营。通过与上海等地的大、中型企业以资金、技术、原料乃至市场销售等方式，实行了各种以互惠互利为原则的横向联合。同时，政府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对横向联营企业给予有力的倾斜支持，在企业利润分配上保证企业有扩大再生产的充足后劲。这就使乡镇企业打破了传统的所有制和区域束缚，形成了一批上规模、上等级的骨干企业。
　　在当时，由农民们发展创造起来的数千家工业企业中，涌现出雅戈尔、杉杉、华茂等县内工业的顶梁柱，他们为县内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些骨干企业的出现，更是将李如成、郑永刚、史利英、徐万茂等一批原本默默无闻的农民，推上了改革开放的浪尖潮头。
　　说起鄞州农民的创业，不得不提到这样一个名字：李如成。
　　李如成，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83年，李如成担任雅戈尔前身“青春服装厂”厂长，他用20年时间，将这个由2万元资产、十多名知青起家的乡镇小厂，发展成拥有2万名员工、40亿元净资产的上市公司。如今，提起“雅戈尔”三个子，在中国可以说无人不知。雅戈尔不仅是一个地域性的企业，一个单纯的品牌，还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一个经典。雅戈尔的故事是中国“丑小鸭”变“白天鹅”的神话，而她的领头人，就是李如成。
　　1958年，李如成一家从繁华的大上海下放到宁波南郊段塘镇。15岁那年，初中尚未毕业的李如成主动报名到灯塔大队雅渡村“插队”务农，在“广阔天地”里一呆就是15年。当时，无数次站在雅度村旁的奉化江边，李如成根本没有想到，在他当时站立的脚下，会矗立起一个庞大的服装王国。
　　党的三中全会后，数千万知青开始陆续返城，1980年岁末，已近而立之年的李如成来到了镇办的“青春服装厂”。当时的工厂只是用两万元安置费勉强建起来的。车间就在村边戏台的地下室，缝纫机什么的都是职工从自己家搬来的，主要业务是为别的工厂代加工一些短裤、短袖之类的低档产品。李如成上任不久，捕捉到这样一条信息：百年老厂上海开开衬衫厂正在寻找联营加工点。他当即赶赴上海，用他的真诚、执着打动了开开决策层，双方联营一拍即合。天道酬勤，短短两三年间，李如成获得数百万元的利润，掘得了宝贵的第一桶金。通过横向联营，青春厂学到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培育了队伍，还完成了一部分资本和技术的积累。1986年，李如成刚刚把自己的第一个品牌——北仑港衬衫推向市场，便受到各地商家的追捧。当众人还沉浸在“北仑港”旗开得胜的喜悦中时，李如成却意识到北仑港品牌的局限性：品牌地域色彩太浓，文化含量不够，缺乏提升的空间。1990年8月，在李如成的精心运作下，一个全新的中外合资企业雅戈尔制衣有限公司宣告成立。不仅如此，李如成还瞄准国际一流品牌，选派大批员工到国外留学取经，按照国际顶尖产品的标准来制订企业的工艺、技术流程和质量检验体系，为雅戈尔创造了一个很高的起点。由是，雅戈尔产品一经问世便立即风靡大半个中国，订单如雪片般飞来，李如成形容当时的情形为“挡都挡不住”。1991年“雅戈尔”品牌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为当时中国服饰行业仅有的两家之一。1998年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如今雅戈尔集团，已成为中国服装行业当之无愧的领军企业和亚洲最大的服饰面料生产基地。
　　到1990年，以雅戈尔、杉杉、华茂为代表的鄞州乡镇企业，产值达到43亿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52.8亿元的81.5%。1996年，全县4406家乡镇企业共实现利润19.8亿元，上交国家税收10.8亿元。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由农民自主创业的乡镇企业创造了全县绝大部分的财富。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鄞县国有、集体企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化，以承包经营为主体的乡镇企业管理体制弊端日趋严重，出现了包盈不包亏、“穷庙富和尚”的现象。
　　面对出现的矛盾，鄞州人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勇敢的选择了面对，选择在困难中的羽化成蝶。从1992年起，这些崭露头角的鄞州农民，又开始了创世纪的第二个重大举措——乡镇企业转制。当时，鄞县以乡镇企业为重点，实施了以明晰产权为核心的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工作，并进行了规范、完善和提高，不断推进改革的综合配套工作，新的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焕发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而这一举措，比江苏的乡镇集体企业的转制，整整早了近五年。
　　1992年底，鄞县企业转制工作开始启动，1993年4月，县里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全县乡镇和县属企业转制工作动员大会，选择108家企业进行试点，宁波市乡镇企业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宁波雅戈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为切实推进企业转制工作，县委、县政府把1994年确定为改革之年，转制重点从原来的经营机制向产权制度推进。通过坚持“扶大、转中、放小”的工作方针，乡镇企业转制工作分层次、分类型展开，并集中力量对一批“大而好、大而平、大而差”的企业进行了重点攻坚。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妥然搞好清产核资、资产评估、产权界定、政策处理、协议签订、法律手续办理等重要环节。至1994年底，全县5032家镇村集体企业（其中镇办1049家、村办3983家），完成经营机制转换的有4784家（其中镇办1041家、村办3743家），占总数的95.1%。
　　企业转制工作是一项历史性的变革，是生产力的解放和革命，更是一次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当时，鄞县县委、县政府始终抓住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和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完善这两个重点环节，先后出台了18个规范性政策文件，全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既维护了社会稳定，又有力地促进了企业转制工作的稳步开展。
　　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乃至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对推进资产重组和制度创新，增强市场适应性和竞争能力，重塑鄞县工业经济微观基础，促进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都起到了重大作用。通过改革，适合县域经济发展特点的多层次、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从1992年到1996年，国有、集体经济比重从96%降到50%左右，私营、股份制和“三资”经济等多种所有制比重从3%左右上升到50%左右。鄞县工业经济由此走上了一条健康、快速发展的道路。
　　被誉为中国服装界“航母”的杉杉集团，原是鄞县县属集体企业宁波甬港服装厂。1992年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年生产能力如雪团般迅速膨大，达到西服35万套，时装60万件套，衬衫100万件。其中“杉杉”牌西服在国内外市场享有盛誉，市场占有率为全国第一，连续多年荣获国家金桥奖，1994年被评为“中国十大名牌西服”和“中国十大名牌服装”之一。1996年1月，杉杉公司的股票在上海挂牌上市，自此以后，杉杉企业经营业绩持续增长，通过自身积累和资本市场持续融资，股本规模不断扩大，业务领域不断拓展，品牌形象和市场销量不断提高，成为服装行业中较为突出的中国民族品牌。而这个中国500强大企业的掌舵人，就是从农民出生的，在中国服装业有“巴顿将军”之称的郑永刚。
　　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如今，郑永刚把企业将来的发展战略目标，定位在现代化、国际化的大型产业集团。1999年1月，郑永刚把经营总部从宁波迁到了上海，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循着昔日“宁波帮”的足迹，开始了新的创造。在新的发展浪潮中，郑永刚积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目前已经进入高科技新材料领域。子公司杉杉科技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内规模较大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生产企业，其生产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具有与国外同类产品相近的品质，某些指标还优于国外产品，并且已经拥有了稳固的销售市场。如今的郑永刚有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到2010年，企业经营规模达到200个亿。
　　昔日的农民，成为改革发展中的的英雄。从乡镇企业的崛起，到乡镇的顺利转制，鄞州农民企业家的崛起历程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果没有那种勇于开拓冒险、锐意进取的精神，就没有“现代鄞商”的崛起，也就不会有今天巍然而立的新鄞州。
　　进入新世纪来，鄞州又开始了新的发展，鄞州农民又开始了新的创造。以优化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为主要内容的“双优”战略的实施，加快推进了鄞州传统农业向现代都市农业、要素密集型工业向先进制造业、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变。到目前，全区已拥有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2家、省市级44家，先后获得蔺草、雪菜、浙贝、竹笋、桂花5个“中国特产之乡”称号。去年实现工业总产值2037亿元，拥有工业销售上十亿企业6家、上五亿元企业20家、上亿企业202家，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7家、累计达到25家建成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分中心5家，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重达到42%，初步形成了纺织服装、机械制造、电子电气、文具文教、新材料等五大特色产业集群，建成国家级新型金属材料和省级新型计量仪表两大特色产业基地。获得国家授权专利1961件，其中发明专利106件，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分别增加到6件和14件，建成国家级新型金属材料特色产业基地，雅戈尔等5个品牌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并创建浙江唯一服装品牌基地。2006年合同利用外资7.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5亿美元，名列全省前茅；外贸出口持续强劲势头，完成自营出口43亿美元，连续几年位居全省第一。
　　“意志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是要创造或是破坏某种东西的自由的憧憬，是能从无中创造奇迹的创造力。”这是李如成最欣赏的管理名言，而这句话也是对鄞州农业企业家发展历程的最好诠释。
　　如今，当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时，当鄞州新城区成为宁波南部新城时，当我们的农民成为市民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新时期下的鄞州新农民，还将延续先人的发展创新精神，创造出一个更加美丽的新世纪。